温州的企业到底该不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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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的支持~2015.8.9更新了一点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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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土身土长的温州人，实名反对某些拿个别现象否定整个温州的答案。这问题也那么久了，估计看到的人也不多，若不喜，我的答案伸长了腰肢等待折叠。

之前听人说在外自我介绍一直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人，不然就会被套上“土豪”、“炒房团”云云的stereotype无法翻身，而我不这样认为，反而时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跳过浙江直接说我是温州人。因为我没有必要为自己是我自己而羞耻啊！没有必要为自己来自一块人人都知道不可能不劳而获的土地而羞耻啊！然而确实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往往会在听者脸上看见一丝复杂的微表情。我会马上准备好回答“你们那儿是不是都是土豪啊？你们那儿是不是满地豪车啊？你们是不是非法集资啊？你们是不是炒房炒到美国啊？”等一连串问题。这种逻辑，不是我嫌弃，实在是和“听说河南有艾滋病村，你们河南人是不是都有艾滋病啊？”、“听说以前东北人口太多，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天黑没事儿就上炕啊？”之类的不考虑时间因素、共性和个性因素贴标签一样，分明就是耍！流！氓！

我没学过经济学，所有经济学知识停留在经济法和高中政治大纲知识以内，所以我不准备列上一堆看不懂的公式和数据，我只准备讲一点相对感性的东西。

先来看看温州的地理位置吧。（图片来源：

浙江省温州市卫星地图

）

没错，温州处在中国东南沿海，没错，这儿颇有一点沿海冲积平原，但和大长江冲积出来的富饶杭嘉湖平原没法儿比。

这是杭嘉湖平原，且看这浅绿色和灰黄色代表的肥沃宜耕土地，种种水稻养养蚕都是极好的。

那么温州呢？

啊……我们有灰不溜秋的滩涂，严格保持体形的平原，还有……丘陵、丘陵、丘陵。虽然我们面朝陆地的一段的地貌让人心头一紧，但是还好我们有大海。

我一次在北京的妖风中凌乱，看见一舟山同学发了红膏的图，于是发朋友圈道：

我吹着北京的妖风，就闭着眼睛想象自己站在海边，身边满是从爬满羊栖菜和海带的海滩上吹来的腥咸的海风，想起还有爬满牡蛎蛤蜊跳鱼和小虾小蟹的滩涂，想起休渔期过后一艘一艘载满大洋深处无言的爱归航的渔船，想起不求人不靠官傍海吃海的东海边的先民。我们的大海还会继续哺育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心野胆大气沉，就像赋予他们一切文明和财富的大海一样。睁眼，很快收到短信，妈妈把大海打包成鱼虾，顺风北上而来。人生也是美好。

当然，温州先民不全是打渔的。（不用提醒我投机倒把的事儿，我知道我知道。）

温州的经济到改革开放前都没有大起色。（以下来自澎湃新闻：

温州模式30年| “仇富”心理在温州为何没有市场？

）（下文中若未特殊提出，引文均来自澎湃新闻）

30多年前的温州很穷，且是交通封闭的“边穷”。上世纪70年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段子在温州流传甚广。1978年前，温州平阳、苍南两县有不少人靠讨饭为生。文成县民政局改革开放初始的一次调查显示，全县有104户人家卖儿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占全县35%。该县一位年轻干部下乡发现，一位农民为糊口度日，把老婆典给人家一年，换得二百斤番薯丝；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穷没有钱娶媳妇，后来2人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温州某县政府秘书在当时给领导的一份上报材料中写道：“现在县里山区还有‘光屁股’的情况，不少地方妇女计划生育不敢出门去‘结扎’，原因竟然是没一条足以蔽体的裤子”。

温州当时穷困的原因被归纳为“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可用资源少，交通条件差。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13元，远低于全国134元的人均标准。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不足国家当年人均1.55亩的1/3。温州与外界的交通曾被称为“水（温州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由此来形容温州交通不便。

所以以“江浙一带从古至今均为盛产富商巨贾之地”作为温州起家的理由，实在站不住脚谢谢。温州从来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

咦，温州不是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辐射交叉地带，坐拥两大经济圈的优惠么？我收住微笑，先甩图。（图片来自百度）

请重点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边界。可以看到福建省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的，那么温州在哪里呢？

紫色星星这里。

简单说，就是在浙江省最南端，接近福建省，位于长三角经济圈辐射边缘和珠三角经济圈之外。这尴尬程度不亚于胡建吧？温州分明就处在一个长三角珠三角辐射区边界没人管的地带啊→→

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与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符。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下面这种数据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温州：紧抓消费结构升级 增强经济转型动力

）

因为天道酬勤哈哈。

作为一个90后，我并没有经历过温州商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说什么感同身受确实很假，那我就讲一个我妈闺蜜的发家史吧。（如果我爸妈是你们口中的温州土豪其实我是并不会拒绝拿自己的心酸历史当栗子的，但是……啊……我先去舔舔酸奶盖，一会儿跟你说为啥哈。）

当年他们全家都在四川，主要的业务就是商城的服装批发（是服装批发商城，不是商场啊），细细想来其实和现在的地摊摊主其实差不了很多嘛。阿姨说，当年起早贪黑两头奔波进货不说，因为叔叔内向不好意思吆喝，当年又没什么钱请不起工人，阿姨就自己站在小板凳上顶着大太阳吆喝，年幼的儿子也在一旁帮忙看店卖货（这儿子是我初高中同学，现在分明就是个小公举啊，完全看不出来他也可以这样吃苦(=x=) ）。这样苦了很多年，后来一是为了即将上初中的儿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二是资本已经基本积累够了，他们一家才回到故乡温州办了个造鞋厂。

之前有次和家人的一位朋友吃饭，那叔叔一边醒着红酒一边说：“我只上过小学，但是我从小就开始学着卖盐，我的钱都是像盐一样一点一点实实在在积累起来的结晶啊。”一时间我有点哽咽。

温州人急欲填饱肚子的原始冲动，以及极力摆脱贫困的朴素追求，无疑是创造“温州模式”奇迹的最强原动力。

每个勇于摆脱贫困闯荡致富的普通温州人，都在书写各自的“血泪史”。

多年前，一个叫吴伯康的温州人跑到拉萨，第二天就气喘吁吁地摆摊做起了修鞋生意。时值寒冬，高原刺骨的强风刮得帐篷噼啪作响，他身边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一年时间，他从拉萨邮局汇出2万余元。

在银川市区明德路上的“小温州”服装店里，一对温州来的夫妻搞起了个体裁缝店，一个7斤重的女婴刚刚降生。早在怀孕时，双方家长就多次催促女主人回老家休养待产，但就在婴儿落地前的3小时，女主人还在店中接待顾客。

来自温州苍南宜山区的潘志超，挑着1000多套再生晴纶衫在巴蜀山水间游走着。他的经验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产品越好卖……

他们不仅收获财富，有时也面临着不测。1981年，温州市公安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2人均为16岁左右的男性，来自你市永嘉县江北乡”。最终被证实两名死者为一个半月前去北京推销纽扣的15岁温州永嘉孪生兄弟黄晓凡、黄晓林，因推销过程中与他人发生纠纷被害。

1983年，西安市发生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一位私人旅店老板将16岁的高某、19岁的郑某和21岁的叶某等3名温州个体女商贩杀害……

苦累与风险都挡不住温州人奔走各地赚取财富的步伐。截至2013年的统计，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有约20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在全国211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温州商会，在外创办企业2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流血、流泪甚至付出生命，温州人获得财富没有捷径，唯有放胆一搏和几多艰辛。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斯为“温州精神”。
2004年“温州购房团”声名鹊起时，人们惊叹于温州人的投资头脑。有媒体采访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问“温州人的创富优势靠什么？”同样身为温州人的李强回答：“温州人能吃苦。别的地方人也能吃苦，为什么说这就是温州人的优势呢？因为温州人能做到在他很穷时能吃苦，富裕起来还能吃苦；在他当小老板时能吃苦，当大老板的时候还能吃苦；在没有文化时能吃苦，到了知识时代还能吃苦。这就是温州人很特有的东西。”

很多人都说温州人排外，就算在异地也要找温州人结婚（虽然很多家长目前还是抱着这种思想，但已经有所改善，啊我们不展开讨论这个= =），不论其他人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我从这里看出的却是温州人的浓重的乡土情结。无论离开故土有多远，温州商人都心系故乡和同乡人，无论是源源不断的外汇，还是春节时跨越千山万水只为三世同堂，抑或是在外打拼时一张口的乡音便将所有隔阂消除。据传（emphasis added，未找到权威依据，若有人找到烦请斧正），由于国家拨款不足，温州人就自己投资建起了公路、铁路和机场，每一个温州人都和怀着落叶归根之心的每一个中国人一样，不论自己在外头如何风光，都不会忘了回报生自己育自己的城市。

温州商人花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摸着良心不偷不抢不骗。你说放高利贷？在前新三板时代，温州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之时银行看见天下雨就不借伞，要想企业不能垮，除了民间借贷还有什么前头还可能有光的路？温州商人有钱并不可以为一直以来从不向我们倾斜的政策正名。（新三板大法好。投融资渠道拓宽大法好。“破产”观念重建大法好。）再者，在评论里扯了大旗腆了肚子骂骂咧咧的怕是没有过借高利贷的亲身经历吧？那麻烦挪个坑，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样也不是可以任人糟蹋任人意淫的。你说携款潜逃？（是时候搬出司法实践了，嗯。）那好，你是相信记者还是相信法官？我没有贬低记者的意思，大家都要吃饭嘛，我懂，但贵行业从业者把事儿包装一下来煽动看客情绪这技能怕是仅次于政客了。家母即是法官（主审商事案件，如果你对这感兴趣的话），当鄙人和家母提起“跑路”问题的时候，家母一笑，“我办的案子里所有老板都是先留下工人工资再逃的，欠薪要坐牢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若是不懂你以为他们可以爬到现在这种高度？”噢，既然这样，也不必多说了。

去年的时候，我和一帮大学同学一起到温州研究破产审判制度在温州的创新，顺便走访了一些破产重整企业和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在生产车间发放调查问卷的时候，有些年轻的工人表达了对自己工资的不满：“怎样都是老板赚得多。”他嘟囔道。“那你为什么还来呢？” “我爸我妈都在这家打工，他们叫我来做工我就来了嘛。”于是我跑去问他的父母，对这家企业的老板有什么想法，他的父母说：“其实老板也挺照顾我们的了，我们老两口在这里，总希望孩子也来一家人在一起的，虽然孩子做工不熟练，但老板也还是用了他们。”

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王小波

插播一句，上面那个小公举的妈妈说，为了留住熟练工人，他们不断提高工资，现在熟练工的工资水平已然赶上公务员: )。

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尝试着纠纠偏见，温州人的钱才不是天上掉的政府给的呢，温州人才不全是你们心中那种眼里只有钱、拿钱就跑路、终于从路虎上掉下来可以随意践踏的大金链土豪呢。

好了，我就暂且自恋地当我这么一讲就可以解决大家心理不肯承认的“仇富”的那道坎了，move on。

那么该不该救温州呢？先看看这孩子有多大。

（数据来自温州市国家税务局：

2001年-2010年温州市国税收入情况表

）

（数据来自温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1年温州市国税收入情况表

）

（数据来自温州市国家税务局：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2012年收入情况

）

（数据来自温州市国家税务局：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2013年收入情况

）

（数据来自温州市国家税务局：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2014年税收收入情况

）

温州，是一个国家放养长大的巨婴。

总结一下吧~ 诚然，温州商人的资金链断裂原因复杂，但最初的原因当是出于同乡人之间的人情相互进行担保，导致大家的命都绑在了一起，一环断裂就会引发多米诺效应。这孩子摸爬滚打慢慢地长大了，给国家长脸了，一不小心出事儿了，你说该不该救？我说啊，该。但是600亿够不够？不够。这事儿由来已久，不是一往里倒钱就能立竿见影的（p.s. 光倒钱不停止抽血也是太拆东墙补西墙），但这就是另一个逻辑链的事儿了，请不要混为一谈。

而此时，法学和感性的法学院学生也该退下了，关门，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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